2020年7月10日,因为疫情推迟了一个月的高考终于落下了大幕,许多家长心里的石头也终于落了地。高考,解放的从来都不只是学生,更是家长。不知从何时起,对于很多家长而言,将孩子送进大学,自己的“教育使命“就算落下帷幕了、就可以功成身退了。而很多孩子的堕落,也就从高考后开始了。

疫情,让我更想向曾国藩学家庭教育

但从《曾国藩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对子女的教育,从其长子曾纪泽18岁时才刚刚”开始“。这不由得让人心头一颤。

曾国藩的第一封家书始于1840年,是写给父母的。那一年,曾国藩(1811年生)30岁(虚岁,下同)、到京赴任;那一年,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1839年生)刚刚出生不久、次子曾纪鸿(1848年生)还未出生。曾国藩给儿子的家书始于1852年,那一年,曾纪泽14岁;那一年,离京的曾国藩闻母去世、吩咐曾纪泽在京应办事宜。而曾国藩真正通过家书给子女以教育,则到了1856年,那一年,曾纪泽18岁、曾纪鸿9岁。

此后的15年,连年征战在外、与子女分隔两地的曾国藩通过200余封家书,不间断地给子女以方向和指导,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年——1871年。最终,曾国藩将长子曾纪泽培养成了近代著名的外交家、将次子曾纪鸿培养成了近代著名的数学家,并给曾氏家族留下了宝贵的家教,使其后世可以绵延、昌盛。

疫情,让我更想向曾国藩学家庭教育

“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性,四分由于家教。”

——曾国藩

虽然曾国藩给儿子的家书只有200余封,只占到近1500封曾国藩家书的一小部分,但想必其留给两个儿子的家教,是当下很多父母最关心的、最想学习的。而经此疫情,我们更发现,其时时刻刻、反反复复要求两个儿子的“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克勤克俭”两点,更属醍醐灌顶、更值得借鉴。而曾国藩在家书中对这两点家教的第一次强调,就是在1856年、曾纪泽18岁、曾纪鸿9岁的时候。这一封家书是曾国藩写给曾纪鸿的,可谓是给了9岁的曾纪鸿最初的方向;而对于18岁的曾纪泽来说,想必这两点早已在父亲在身边时、就被“耳提面命“过:

字谕纪鸿儿:

家中人来营者,多称尔举大方,余为少慰。

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土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吾父吾叔,皆黎明即起,尔之所知也。

见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否有志学为圣贤,少时欠居敬工夫,至今犹不免仍有戏言戏动。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手谕。(时在江西抚州城外)

// 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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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疫情,就如同一块试金石,让很多人真正得以“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有真本事的,坦然面对;无真本事的,原形毕露。面对史上最难毕业季,真正读书习得了本领的,一样被抢着要;剩下许多读书混日子的,却只能比往年更艰难。这一次,很多家长终于明白,读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上大学,读书更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拿文凭。上了大学、拿了文凭,不等于书读好了。而书如果不能真正读好,安身立命根本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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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点,曾国藩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有了深刻的理解。所以对于两个儿子的读书,他重视,但并不唯考试论。这在尚以科举制度为主体的当年,实属难能可贵。

曾国藩对两个儿子说:“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1856年,当曾国藩见18岁的曾纪泽学业不见长进时,不免忧心,担心其不能以读书安身立命:“尔今年十八岁,齿已渐长,而学业未见其益……渠系戊戌二月所生,比尔仅长一岁,以其无父无母家渐清贫,遂尔勤苦好学,少年成名。尔幸托祖父余荫,衣食丰适,宽然无虑,遂尔酣酣豢佚乐,不复以读书立身为事……余在军中不废学问,读书写字未甚间断,惜年老眼蒙,无甚长进。”

但当11岁的曾纪鸿于1858年第一次参加考试时,曾国藩说:“今年初次下场,或中或不中,无甚关系,榜后即当看《诗经》注疏。以后穷经读史,二者迭进。国朝大儒,如顾、阎、江、戴、段、王数先生之书,亦不可不熟读而深思之。光阴难得,一刻千金!以后写安禀来营,不妨将胸中所见、简编所得,驰骋议论。俾余得以考察尔之进步,不宜太寥寥,此谕。”

而到了1864年,刚刚受封侯爵的曾国藩,再次写信嘱咐17岁、要去长沙参加乡试的曾纪鸿:“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考完发榜之前,曾国藩又写信告诫儿子:“断不可送条子,致腾物议。”而在当时,特权盛行,考试递条子走后门司空见惯。这次乡试,曾纪鸿最终榜上无名。

曾国藩对于读书和考试的态度,教会了两个儿子,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而曾国藩结合自身读书的经历、教两个儿子读书的方法,则教会了两个儿子该怎么读书。

曾纪泽在读书时遇到了瓶颈,虽然能够看懂书中的内容,但是却没有什么心得,于是向曾国藩求教。曾国藩结合自身读书经验教导儿子:

“汝读《四书》无甚心得,由不能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朱子教人读书之法,此二语最为精当。尔现读《离娄》,即如《离娄》首章‘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吾往年读之,亦无甚警惕。近岁在外办事,乃知上之人必揆诸道,下之人必守乎法。若人人以道揆自许,从心而不从法,则下凌上矣。‘爱人不亲’章,往年读之,不甚亲切。近岁阅历日久,乃知治人不治者,智不足也。此切己体察之一端也。涵泳二字最不易识,余尝以意测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浡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谓鱼跃于渊,活泼泼地;庄子言濠梁观鱼,安知非乐?此鱼水之快也。左太冲有‘濯足万里流’之句,苏子瞻有夜卧濯足诗,有浴罢诗,亦人性乐水者之一快也。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尔读书易于解说文义,却不甚能深入,可就朱子涵泳体察二语悉心求之。”

为了教导两个儿子读好书,曾国藩常常自揭其短,让儿子可以汲取自己的教训,更进一步:

“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一耻也。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三耻也。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推步算学,纵难通晓,恒星五纬,观认尚易。家中言天文之书,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礼通考》中所辑观象授时一种,每夜认明恒星二三座,不过数月,可毕识矣。凡作一事,无论大小难易,皆宜有始有终。作字时,先求圆匀,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书一万,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则手腕毫不费力。将来以之为学,则手钞群书;以之从政,则案无留,无穷受用,皆从写字之匀而且捷生出。三者皆足以弥吾之缺憾矣。“

// 克“勤”克“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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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勤俭持家”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对于物质条件已达到一定水准的家庭。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从大国到小家,经济条件都得到了极大提高,所以,我们不仅出现了富人家的富二代,也出现了穷人家的富二代,“勤俭持家”更是常常被抛诸脑后。2020年的疫情,让许多家庭猝不及防,不得已重拾老祖宗“勤俭持家”的家训。但“勤俭持家”,到底该是一种被动选择还是一种主动选择,是疫情后、中国万千家庭必须去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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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代已家境殷实如曾国藩,位高权重如曾国藩,却从始至终都将“勤俭持家”作为主动选择:他不仅要求儿子读书要勤,也要求儿子要勤于家务;不仅要求儿子自身要克勤克俭,还要求儿子要率领家眷克勤克俭;女儿出嫁,嫁妆只允许两百金;女婿出现问题,他分析是源于不勤俭所致;交代后事时,克勤克俭依旧是交代的第一要义……

“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

——曾国藩

曾国藩关于“勤”与“俭”的种种理念,应该可以帮我们更好地看清未来、做出选择:

“古人云劳则善心生,佚则淫心生,孟子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吾虑尔之过于佚也。新妇初来,宜教之入厨做羹,勤于纺绩,不宜因其为富贵子女不事操作。大、二、三诸女已能做大鞋否?三姑一嫂,每年做鞋一双寄余,各表孝敬之忱,各争针黹之工;所织之布,做成衣袜寄来,余亦得察闺门以内之勤惰也。“

“我朝列圣相承,总是寅正即起,至今二百年不改。我家高曾祖考相传早起,吾得见竞希公、星冈公皆未明即起,冬寒起坐约一个时辰,始见天亮。吾父竹亭公亦甫黎明即起,有事则不待黎明,每夜必起看一二次不等,此尔所及见者也。余近亦黎明即起,思有以绍先人之家风。尔既冠授室,当以早起为第一先务。自力行之,亦率新妇力行之。”

“泽儿字,天分甚高,但少刚劲之气,须用一番苦功夫。切莫把天分自弃了。家中大小,总以起早为第一义。”

“家中兴衰,全系内政之整散。尔母率二妇诸女,于酒食纺绩二事,断不可不常常勤习。目下官虽无恙,须时时作罢官衰替之想。”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俱戒之。至嘱至嘱!”

“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

“处兹乱世,银钱愈少,则愈可免祸;用度愈省,则愈可养福。尔兄弟奉母,除劳字俭字之外,别无安身之法。吾当军事极危,辄将此二字叮嘱一遍,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尔可禀告诸叔及尔母无忘。”

“大女儿择于十二月初三日发嫁,袁家已送期来否?余向定妆奁之姊二百金,兹先寄百金回家,制备衣物,余百金俟下次再寄。其自家至袁家途费暨六十侄女出嫁奁仪,均俟下次再寄也。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尔教导诸妹,敬听父训,自有可久之理。”

“尔信极以袁婿为虑,余亦不料其遽尔学坏至此,余即日当作信教之……大约世家子弟,钱不可多,衣不可多,事虽至小,所关颇大。”

“前闻尔县试幸列首选,为之欣慰。所寄各场文章,亦皆清润大方。昨接易艺生先生十三日信,知尔已到省。城市繁华之地,尔宜在寓中静坐,不可出外游戏征逐。兹余函商郭意城先生,于东征局兑银四百两,交尔在省为进学之用。印卷之费,向例两学及学书共三分,尔每分宜送钱百千。邓寅师处谢礼百两,邓十世兄送银十两,助渠买书之资。余银数十两,为尔零用及路添衣物之需。

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愿尔等常守此俭朴之风,亦惜福之道也。其照例应用之钱,不宜过啬(谢禀保二十千,赏号亦略丰)。谒圣后,拜客数家,即行归里。今年不必乡试,一则尔工夫尚早,二则恐体弱难耐劳也。此谕。”

“尔等奉母在寓,总以勤俭二字自惕,而接物出以谦慎。凡世家之不勤不俭者,验之于内眷而毕露。余在家深以妇女之奢逸为虑,尔二人立志撑持门户,亦宜自端内教始也。”

“读书乃寒士本业,切不可有官家风味。吾于书箱及文房器具,但求为寒士所能备者,不求珍异也。家中新居富坨,一切须存此意,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须作代代做士民之想。”

“富托修理旧屋,何以花钱至七千串之多?即新造一屋,亦不应费钱许多。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尔行之。澄叔诸事皆能体我之心,独用财太奢与我意大不相合。凡居官不可有清名,若名清而实不清,尤为造物所怒。我家欠澄叔一千余金,将来余必寄还,而目下实不能遽还。

尔于经营外事颇有才而精细,何不禀商尔母暨澄叔,将家中每年用度必不可少者逐条开出,计一岁除田谷所人外,尚少若干,寄营余核定后以便按年付回……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惟书籍尚思添买耳。”

“余生平亦颇以勤字自勉,而实不能勤。故读书无手抄之册,居官无可存之牍。生平亦好以俭字教人,而自问实不能俭。今署中内外服役之人,厨房日用之数,亦云奢矣。其故由于前在军营,规模宏阔,相沿未改,近因多病,医药之资漫无限制。由俭入奢易于下水,由奢反俭难于登天。在两江交卸时,尚有养廉两万金。在余初意,不料有此,然似此放手用去,转瞬即已立尽。尔辈以后居家,须学陆梭山之法,每月用银若干两,限一成数,另封秤出。本月用毕,只准赢余,不准亏欠。衙门奢侈之习,不能不彻底痛改。余初带兵之时,立志不敢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负始愿,然亦不愿子孙过于贫困,低颜求人,惟在尔辈力崇俭德,善持其后而已。”

▐ 结语

“凡家道所以持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

—— 曾国藩

经此疫情,理智地看看我们的家庭,曾国藩的家庭教育,真的值得我们学起来了。当一切都回归本源、回归本质,还有什么比真正的读书、比克勤克俭更重要的呢?!

/ 文章部分图片源自网络 /

疫情,让我更想向曾国藩学家庭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