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irini Flouri的理论和证据概述

过去二十年，人们越来越关注父亲在子女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尤其是亲生父亲不住在家里（non-residence）、以及父亲的养育方式会对儿童的心理病理学产生怎样的影响？

标准家庭环境模型（standard family environment model）、被动遗传模型（the passive genetic model）和儿童效应模型（child effects model）是推动这一领域研究的三大理论观点。本文讨论了推动这一领域发展的一些实证证据，并且得出了结论，即，未来的研究需要适当地比较这三种相互竞争的理论观点。

自从1970年代以来，家庭关系和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对儿童的影响，一直是热议的话题。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父母分居或离婚给子女带来的后果，争论的证据也来自于这三种相互竞争理论观点之一。

1、三种理论观点

最流行的观点是标准家庭环境模型

这种模型假设，父母离异形成的许多单亲家庭，对于儿童的社会化和发展来说不是最优的环境，儿童暴露在这些环境中，各种问题风险也会更多。

第二种观点是被动遗传模型

这种模型认为，由于孩子的基因来自于父母，因此父母和孩子的行为相互关联。性格有问题的父母，例如神经质或反社会行为倾向的父母更有可能出现冲突和离异。由于父母将这些遗传特征传递给了亲生子女，这些家庭的孩子也就容易遇到各种困难。因此，父母和孩子心理上的这些联系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遗传倾向才是将父母和孩子行为联系起来的因果机制。

最后一种观点是儿童效应模型

该模型也对标准的家庭环境模型提出了挑战，儿童效应模型指出，由于本文献中绝大多数研究都涉及了从横截面数据中得出的相关性，因此另一种解释是孩子的行为是父母分居的原因，而不是父母分居的结果，这一解释也是合理的。

现在，日益增多的遗传敏感的纵向研究，让我们可以比较不同的理论模型，这些理论模型研究了儿童的心理病理学和父亲的育儿模式（如父亲的不在家和父亲的养育模式）之间的相互联系。然而，对这三种模型进行比较的研究仍然不是很多。遗憾的是，目前缺乏比这些可选择的理论观点的研究，因为这种比较的结果将对理论的发展和干预设计产生重要影响。


2、缺席的父亲

Moynihan（1965年）的《母系社会的病理学》假说指出，父亲的缺席对儿童，特别是男孩具有破坏性，因为这意味着这些儿童将缺乏父亲提供的经济资源、榜样、纪律、结构和指导。

自1970年代以来，有大量支持或反驳这一观点的证据。因此，现在，我们对单亲母亲家庭中孩子的内在行为问题和外在行为问题之间的联系有了很多了解，我们也在逐步形成了和单亲家庭子女适应问题有关的知识。

例如，对于来自11个欧洲国家青少年的家庭结构与酒精使用（Bjarnason等人，2003a）和吸烟（Bjarnason等人，2003b）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虽然和父母双亲住在一起的青少年喝酒抽烟的程度比单亲家庭少，但与单亲母亲同住的青少年比同一个单亲父亲或没有亲生父母的同龄人喝酒和吸烟少。

美国的研究揭示了一个类似的情况：虽然单亲家庭的青少年比双亲家庭的青少年更容易犯罪，但是单亲父亲家庭的青少年比单亲母亲家庭的青少年更容易犯罪（Demuth & Brown，2004），尽管单亲家庭或继父母家庭中的青少年有较高的吸毒风险，但是生活在单亲父亲家庭中的青少年有较高的吸毒水平，以及随时间推移而增加的吸毒风险（Hoffmann，2002年）。

事实上，尽管自1970年代以来进行的研究得出的普遍结论是，经历家庭破碎的儿童，其短期和长期不良心理后果的风险更高，但这种风险并不一致，而且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例如，这些风险会因为父母的伴侣关系转变次数和时间长短发生变化。在一项对从幼儿园到十年级的儿童的纵向研究中，Lansford等人（2006）的研究表明，儿童内在的（ internalising）和外在（externalising）行为问题的轨迹更多的和父母在孩子小学期间离婚呈现负相关程度比后来的离婚/分居相关程度更高。随后的离婚反过来又与儿童的学校成绩负相关。

进入单亲家庭（例如，父母分居或父母死亡）的方式，以及家庭破裂后的家庭结构对孩子的影响也各不相同（Hofferth, 2006）。例如，继父家庭儿童的平均心理适应能力比单亲家庭差。普遍的共识是，通常而言，由于家庭破裂而导致的经济状况恶化是儿童能力和成绩低下的主要原因，尽管不一定是因为父母离婚或分居后儿童的内在和外在行为问题。然而，父母死亡对子女的影响通常小于父母离婚的影响（Biblarz & Gottainer，2000）这一发现也与以下观点一致：离婚的影响至少部分是由于这种选择。

根据选择观点（selection perspective），父母的固有特征，如反社会的人格特征，是导致家庭模式失调、离婚，以及子女问题的直接原因。在某种程度上，父母的人格和遗传倾向是导致离婚和孩子问题的原因，离婚对孩子造成的明显影响（apparent effects）是站不住脚的。

2004年的研究已经开始系统地解决了选择效应的问题，并为离婚-子女适应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线索。例如，D'Onofrio和他的同事（2006年）表明，在因为离婚而不和谐的双胞胎子女样本中（离婚父母子女与父母仍保持婚姻关系的兄弟姐妹进行比较）的教育问题、抑郁情绪、自杀意念、过早出现性行为、情绪问题都和离婚有关。

然而，经历过父母离异的儿童过早开始吸毒之风险的增加是由选择因素（包括遗传混杂genetic confounds因素）造成的。到目前为止，一些对标准家庭环境模型和被动遗传模型进行比较的研究得出的一般结论是，离婚和儿童精神病理学之间的关联起源于共同的原初环境（Burt, 2009）。

然而，如前所述，很少有研究致力于比较这三种可选择的模式。一个例外是Amato和Cheadle（2008年）的研究，该研究使用了前两次全国家庭和家庭调查中领养儿童和亲生子女的数据，他们也发现了对标准家庭环境模型构成支持的有力证据。


3、父亲的养育模式

在这篇文献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研究发现的证据——这些研究测试了父亲养育子女/儿童精神病理学之间的（交互）调节效应。

例如，研究人员对父亲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开始感兴趣时，就开始通过家庭结构来测试这种联系，而且现在的研究经常模拟父母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儿童心理病理学的影响。

关于复原力/心理弹性（resilience）的研究也确立了在面对特定的（如Brennan等人，2003年：母亲抑郁）和累积的（如Ge等人，2009年：不良生活事件的数量）背景风险中区分父亲和母亲的养育方式的重要性。


4、标准家庭环境模型

在过去十年中，遵循标准家庭环境模型假设的研究在若干方面都有所增加和改进。

首先，更多的研究强调了特异性（specificity）。例如，我们现在知道，尽管父亲的支持水平与儿童内在行为问题的程度有关（Bean等人，2006），但是，能够最有效限制孩子外在行为问题的是父亲的行为控制而不是支持（Galambos等人，2003）。

第二，越来越多的研究不仅考察了权威的绝对作用，而且也越来越多地研究了不同的养育模式对儿童问题（outcomes）的影响。尽管有少数例外（e.g. Atzaba-Poria & Pike, 2008），大多数相关研究只考虑了母亲的养育方式，但最近一些关于父亲不同养育方式以及父亲和母亲养育方式的家庭内部差异的研究结果令人印象深刻。

Tamrouti Makkink等人（2004）的研究发现，在同性别双胞胎中，父母的区别对待和儿童的问题高于绝对养育水平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

但是，当研究混合性别的双胞胎时，母亲和父亲控制方式上的不同与女孩的内在行为有关，父亲关爱差异与长兄/姐的外部行为有关。

第三，更多的研究测试了调节效应（moderator effects）的影响。这不仅增进了父亲的养育模式与子女行为之间关系的理解，而且有助于确定具体的干预群体。Lamb（2000）和Parke（2000）的有影响力的评论得出的结论是，在关注父亲养育的研究中，很少关注父亲身份/父性（fatherhood）的功能或方面，忽视了对父亲身份的定义和理解中的亚文化差异。

因此，现在的研究在对父亲-孩子调节关系建模时，越来越多地考虑了人口统计学和文化或亚文化的特殊性。例如，美国的那些将父亲养育子女与子女行为联系起来的研究中，种族问题一直是研究的一个调节因素，这在英国也开始受到关注（Deater Deckard等人，2004）。

然而，在测试儿童行为与某些重要的父亲维度（如经济供给）之间的调节效应的研究非常有限。尽管已经有很多研究将父亲在经济负担方面的缺失与子女的心理结果（特别是在没有父亲的家庭中表现出的行为问题Amato & Gilbreth，1999）建立联系时，我们对于父亲的经济供给在有父亲的家庭中的作用知之甚少，更不知道父亲性格的调节作用对父亲收入与子女结果之间关系。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父亲的收入可能与子女的积极结果没有关联，例如，父亲没有为家庭开支作出贡献，或者父亲耗尽了家庭资源的预算，尤其是如果他将家庭资金用于个人物品或服务（Engle & Breaux，1998）时。


5、儿童效应与被动遗传模型

与最近测试父亲对子女的影响（father-to-child effects）的研究数量的显著增加相比，只有很少的研究测试了儿童对父亲的影响（例如，Hawkins等人，2007；Jaffee等人，2004），而且在儿童效应模型与其他两个理论模型之间进行比较的研究更少。

在一项针对被收养的青少年及其家庭的研究中，Ge等人（1996）根据其亲生父母的心理病理学测量了被收养者反社会行为的遗传风险。与收养孩子的父母相比，他们对领养的孩子更为严厉和不一致，而且他们也没有发现他们收养的孩子有着更为严厉和不一致的教养方式。尽管这些数据是横向的截面，但是研究人员也提出了父母-孩子的相互影响：被收养者的反社会行为也受到了母亲（而不是父亲）消极养育方式的影响。

最近，Hawkins等人（2007）利用1995年和1996年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全国青少年健康纵向研究数据，评估了不在家居住（non-resident）父亲的参与青少年心理病理学及问题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他们的研究结果支持的是儿童效应模型，而不是父亲效应模型。在英国，Lifford等人（2008）在一个纵向样本中对学龄儿童及其父母进行了交叉滞后相关和交互效应分析，以显示母亲/父亲-孩子排斥与儿童多动症症状之间在影响方向上的差异，多动症症状会影响母子关系，而父亲的影响则相反。

然而，要解决上述三种相互竞争的理论观点的比较问题，需要对父亲的养育方式和子女的适应情况进行纵向研究，这些样本包括遗传风险的良好衡量标准以及来自生物和领养家庭的儿童。我不知道有这样的研究。

6、儿童精神病理学与父亲的精神病理学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父亲的精神病理学在儿童精神病理学中的作用已在研究中得到检验，尽管，Phares和Compas（1992）提出在研究儿童精神病理学时，探索父亲精神病理学的必要性之后取得了许多进展。

尽管十年后Connell和Goodman（2002）的荟萃分析得出结论，儿童的内在问题似乎与母亲的关系，而不是对于父亲的心理病理学更密切，但是，儿童的外在行为问题似乎与母亲和父亲的精神病理学有着相似的联系。

许多模拟父母和儿童心理病理学之间关系的研究将父亲养育当做一个干预变量，测试父亲抑郁或药物滥用对父亲养育的影响（Ramchandani&Psycholgiou，2009，综述）。最近的研究探索了一些其他的联结，研究父亲其他精神疾病，如多动症（Harvey et al.，2003）之间之联系的好文献也不多。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儿童和父亲的精神病理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例如，现在的研究测试了父母在儿童期的精神疾病和后代精神病理学之间的联系，因为有证据表明，父母的童年精神障碍可能比父母成年后的精神病或物质使用障碍更能预测儿童的指数病例精神病患（Clark等人，1997年）。

他们也开始考虑父亲和儿童心理病理学之间联系的全特异性模型。尽管现在也开始关注父亲的抑郁情绪（Cummings et al.，2005），但研究重点仍然放在父亲反社会行为和药物滥用对儿童心理病理学的影响（Kelley&Fals Stewart，2004）。

然而，使用基因敏感研究设计的研究通常没有测试父亲和儿童心理病理学的相互影响模型，尽管这种相互影响在一般人群中的研究测试已经显示出颇具希望的结果。例如，Ge等人（1995）表明，悲痛（distress）的相互影响是显著的，而且是与性别有关的，最强烈的交叉滞后关联发生在母亲和儿子之间以及父亲和女儿之间。


7、结语

我已经讨论了儿童精神病理学与父亲居住在家/不在家、养育模式和精神病理学之间联系的一些证据，并确定了未来研究的优先事项，这些研究可能不仅推动了发展精神病理学领域，而且也会推动儿童发展。结论部分将概述两个新研究可以轻松解决的问题。

首先，在儿童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研究中，探讨父亲的精神病理学、养育模式或居住转变作用（带来的）儿童问题的范围仍然很窄。例如，我们对父亲的养育方式和孩子的治疗反应或行为改变知之甚少（Beauchaine等人，2005年）。

第二，如上所述，目前的研究常规化地测试了特定的父亲养育维度和特定的儿童心理病理之间的关联，以及特定的父亲心理病理学和特定的儿童心理病理学之间的关联。最近的研究也强调了测试特定父亲的心理病理学和特定的父亲养育方式之间的联系的重要性。然而，研究很少有研究正在检验所有三个因素之间相关性的中介模型的整体特异性：父亲的精神病理学，父亲的养育模式和儿童精神病理学。这是一个重大的限制，因为要制定成功的干预措施，了解家庭中风险传播的机制至关重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解决这些问题并测试父亲和孩子行为之间相互关联的竞争模式可能是一项挑战，同时也非常令人期待。